︱一、舆情综述

2024年7月4日14时25分，陕西延安中学一学生坠亡，网络广泛传播，引发社会关注反思。

︱二、官方通报

7月8日0时8分，延安市教育局通报，认定为高坠死亡，徐某、康某某批评教育方法欠妥、言语不当。

︱三、舆情数据

图释：监测显示，截至7月8日14时，“陕西延安一中学生坠亡”相关信息数量合计10544条，其中，公众号信息量最多。

︱四、网民观点

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认为是老师言行不当导致的悲剧，有网民认为是现在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同时也有部分网民认为是教育体制出现了问题。

︱五、舆情分析

面对汹涌的舆情，官方在事发几日之后发布了情况通报，直面问题的态度得到了网民们的肯定，同时也防止了谣言的进一步传播，净化了网络环境，这对舆情发展趋势都是有利的。

目前网民对此事大致呈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认为老师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从而导致了学生的死亡；另一种声音认为是学生心理过于脆弱。前者已不用过多赘述，在这件事上显而易见，官方也明确表达了老师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而后者说法却存在一定的争议。

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就日益凸显，不仅存在于学生与学校之间，还存在于家庭、社会等多个方面，具体表现在学校就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80后作为独生子女一代，自身成长过程中较为独立，因此在成为父母之后，也更加注重孩子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需求，更倾向于采取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尊重孩子的个性化发展。但这一转变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冲突和挑战，譬如，“快乐教育”与“棍棒教育”的理念冲突、“尊重孩子”与“小霸王”的现象冲突、教师的“不敢教”与“为人师表”的道德冲突，家长的“委培合约”契约理念与“尊师重道”的传统理念的冲突，在这种种冲突之下，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在重塑社会。

在经历2010-2020期间多起舆情事件后，社会上要求出台“适当的”教育惩戒权呼声高涨。201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舒指出，近年有一些教师体罚学生的报道见诸报端，体罚当然不好，但是过度渲染，让老师对学生完全不敢教育，孩子一点儿挫折都不能受，这同样是教育的失败。如今，学校中的“熊孩子”“小霸王”越来越多，陈舒认为，要赋予教师更多教育孩子的权力。

如何权衡这个“适当”，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各地陆续出台了各种“学校安全条例”、《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十项准则”等等，但教育界人士认为，“无细则即无实效”，一方面行政规定老师体罚学生会被开除，另一方面又出台政策允许一定的教育惩戒。总体来说，只要老师施行惩戒，现行法律法规明确不利于老师，此事件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舆论方面，社会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希望老师“严师出高徒”的，但这是沉默的大多数，基层教育单位面临的主要是少数人造成的舆论压力。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除了日常教学以外，育人还涉及思想教育、心理教育、三观教育。延安中学这名学生坠亡事故中，两名教师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方法欠妥、言语不当，随后学生就敢“轻生”，正所谓“不畏死”。显然，学生作为未成年人，其思想、心智等都尚未成熟，学校、教师、家庭、社会都有义务教育、保护好他们。

总的来看，这是多起教育悲剧中的又一起，全社会都需要重视学生心理，改进教育方式，所有的家长、教育工作者都应引以为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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