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置一些已经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舆论风波过程中，情况通报作为释放权威信号、传达官方态度的关键性处置动作，常常被看作是整个舆论风波处置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最受部门主要领导的重视。

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处置工作中，一份即便只有两三百字不到的情况通报，从初稿起草这个动作开始，就被语句是否妥当、语意是否准确、信息是否歧义等一系列近乎“咬文嚼字”的重重审核把关所围绕，不仅时间上要经常性花去1小时、2小时，乃至更多。而更为要命的是，受分管领域不同、专业能力差异、思考角度不同等客观因素影响，不同的领导往往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给出的修改意见可能完全不同，于是乎就陷入了“这样改，这位领导不同意”“那样改，那位领导有意见”的自我内耗，到最后几乎都是“谁职位高，听谁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系列操作下来，很多事件很可能已经过了热度上升的“关键期”，处于逐步趋缓或下降的阶段。而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决策领导都会在“热度既然已经下降，就不宜自己主动炒热”的惯性心理作用下，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熬一熬”这样的观望处置。

上面这个情况，我相信你们都能感同身受。然而，决策领导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事实：虽然事件的舆论热度经过一阵趋热后总会伴随性的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已经过去，恰恰相反，如果涉事部门没有抓住热度上升的短暂关键期作出有效的官方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件就会在互联网舆论中形成“刻板记忆”，并在后续再次发生同类舆情时，被重新提及，成为叠加网上负面影响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我们一时之间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决策领导已经固化的思维问题；而另一方面，作为处置舆论风波的工作部门，又要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没有多少意义的“内耗”，去推动《情况通报》尽可能地快速发布。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一份已经拟好的《情况通报》即便已经十分全面、非常精准，也会面临决策领导不断地修改、反复的斟酌。这是因为，当只有1份《情况通报》的初稿摆在决策领导的案前时，他们都不自觉地产生“这份《情况通报》一定不容有失”“这份《情况通报》必须万无一失”的焦虑心态，而大多数决策领导对于舆情领域普遍较为陌生，这势必会让他们对发布之后的舆论反馈充满了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由此产生“再比较比较”“再修改修改”的想法。

当然，每个人对于未知领域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担忧、忧虑等害怕心态，决策领导们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对舆情发生以后“将走向何方”“会弯向哪里”这些未知领域缺乏一个相对精准的确定性判断，导致很多地方和部门的主要决策者在舆情发生的初期，普遍存在着很强的不确定心理，由此产生了“等一等”“拖一拖”这样的心态，他们希望等到舆情发展脉络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做出确定性的决策表态。

基于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这里可以有一个值得尝试的工作途径：将原来的1份《情况通报》撰写方案，变为2份到3份《情况通报》撰写方案，即针对同一个线下事实，分别从A、B、C角度给出不同的撰写角度，同时标明不同描述视角存在的利弊，让决策领导作选择题，而不是作必选题。也就是说，当他们最终确定相应方案时，就要接受这份方案所带来的弊端。

希望，这会对圈内的你有所帮助。

作者：墩爸